近日,印尼人力资源与移民部发布最新法规,严格限制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该法规加深了对本地劳工的保护,推升印尼相关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用工成本,影响印尼对包括中国投资在内的外资的吸引力。
一、有关情况
印尼人力资源与移民部部长穆海敏介绍,已签署了限制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的法规,经印尼司法与人权部批准后即生效执行。根据该法规,所有印尼公司不能在核心业务中采用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现有核心业务中的外包劳工必须在六个月内转为正式永久员工。公司从第三方机构外包劳工从事核心业务的作法今后将被严格禁止。外包劳工也仅限于保洁、保安、司机、矿区附属服务、餐饮等五种临时性工作岗位,同时外包劳工工资至少要达到普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的35%。公司应依照劳动法规保障包括外包劳工在内所有雇员正常的薪酬、津贴、年假和奖金。
印尼工会联盟(KSPI)等组织对此表示欢迎。该联盟主席赛义德表示,新法规对于改善印尼底层工人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是一个重大进步,希望这将成为改善印尼劳动者条件的起点,今后要争取使所有工人都可以享受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正常的福利待遇。
印尼企业界则强烈反对和批评该法规。印尼雇主协会(Apindo)主席瓦南迪对人力资源与移民部不顾企业反对而颁布限制劳务外包的法规表示遗憾,已有数家企业决定联合向最高法院起诉该法规违宪。他认为,法规的实施将减少正式领域就业机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恶化印尼投资环境和妨碍国家经济增长。
二、事件背景
印尼劳动力年轻而充足,目前约35%劳动人口(约4140万人)处在待业或半失业状态,且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比较适合在制鞋、纺织等劳动力相对密集、技能水平要求较低的行业就业。由于印尼现行《劳动法》严格规定了雇佣正式工人需支付最低工资、保障福利待遇、履行复杂离职手续及高额补偿标准等,造成包括外资在内的许多印尼企业雇佣正式员工费用高昂且解雇困难。虽然这些规定有利于保护劳工权益,但也对印尼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损害。
此前印尼法律没有有关合约劳工与外包的明确规定,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倾向于外包核心业务而尽量避免永久性正式雇工,大量采用合约劳工或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劳工外包合同,通过以少得多的工资支出、较低的福利待遇、灵活的雇佣或解雇方式,使之成为利用印尼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变通手段。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在印尼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中普遍存在。据印尼有关劳工研究机构调查,目前印尼外包劳工人数约2000万,多数集中在宾丹、巴淡、东爪哇、西爪哇等工业园区。
近年来,随着印尼经济快速增长,印尼劳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工作和生活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以来特别是近几个月,印尼主要工会组织组织数百万工人在主要工业园区连续举行大罢工及示威游行,要求取消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拒绝低廉工资、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期间多次发生暴力冲突,干扰了部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也影响了印尼社会稳定和投资环境。许多工业区的企业表示,正在考虑把工厂撤至其他地区甚至外国,包括日本纺织业投资者在内的外国企业也表示,将重新考虑对印尼的投资。
在此情况下,印尼政府迫切需要平复工人情绪、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印尼国家形象。特别是随着2014年大选临近,为争取最广大民众支持,印尼政府不顾以印尼雇主协会为代表的企业界强烈反对,先是多次顺应罢工工人要求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此次再次出台限制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法规。有评论认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效果。
三、影响分析
综合各方分析,印尼限制合约劳工与外包制度法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底层工人特别是外包劳工的合理所得和权益。但是,当前印尼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劳工技能未明显提升、生产效率仍然较低的情况下,贸然取消劳动外包制度,将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将大幅增加外包劳工密集的印尼制鞋、纺织等加工制造行业成本,降低产品出口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减少相关行业就业,进而对经济前景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进一步加深对本地劳工的保护主义倾向,整体推高印尼企业用工成本,促使外资及本国企业转向其他国家;三是加剧印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继今年限制金属原矿出口、限制矿业外资持股比例和突然撤销印尼油气上游管理局之后,再一次出现不利于外来投资的政策变动,将动摇投资者信心。
当前我在印尼投资以资源、能源、基础设施为主,此项法规对我在印尼企业整体影响不大。但印尼正在成为我制鞋、纺织、塑料加工等相关行业投资热点,法规一旦实行,将显著增加我企业投资成本,需引起关注和警惕。同时,法规令国际资本重新考量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延缓我国内相关企业向外转移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