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北太行山脚下,有一个美丽的城市焦作。这里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地下矿藏,还有开采了100多年之久的焦作煤矿。
焦作煤矿的工业化大规模开采源于清末,这和一家英国公司有关。这家英国公司有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叫福公司。
福公司闯入河南市场,是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挟武力之余威叩开的大门。当时洋务初兴,洋务派官员希望能引进机械化的开采方式,而当地百姓则害怕失去小煤窑的饭碗,地方官员纯属担忧多一事的麻烦。1898年,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之下,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
章程议定英商福公司进入焦作,开采“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这标志着河南矿产资源近代工业化开采时代的到来。
福公司进入河南后,让河南人见识了机械化开矿的力量:旨在提高煤炭质量的水洗煤第一次出现在中原;制造精良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绞车、水泵等相继进入矿山;当时,“所作井巷工程完备”,“煤炭成本低廉”,售价只有土窑的五分之三。
但福公司闯入中原,是带有帝国主义身份的,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招商引资,因此,在豫北一带,福公司与当地百姓、政府发生了一系列纠纷。随着探矿的延伸,福公司逐渐把开采触角伸到了议定的界线之外,这引起了当地有志之士的不满,认为福公司在窃取河南的煤矿资源。
因为福公司所产的煤为焦煤,不适合轮船火车使用,对外销路渐成问题,福公司因此决定就地售煤。英国人认为既然没有禁止他们在内地销售,就应享售煤之利。这一下彻底惹恼了河南本地的官绅士民。如果允许福公司就地售煤,除了会威胁当地绅商的切身利益外,也会使以煤业为生的劳动者的生计成问题,因此当地各阶层人士纷纷集会,表示强烈反对。
到了1910年,福公司又把目光对准了豫北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要求河南地方政府允许其开采铁矿。
但福公司和英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河南人民已经不再是眼界未开的内地乡民,清政府垮台后,河南人民加大了收回矿权的斗争。
组合河南企业对抗英方
1906年,山西人民收回福公司在晋开矿权的通告发出后,让河南人“触目感怀,佩愧交集”。第二年春,河南绅商发起组织矿务研究会,抵制福公司。由于当时在上海办学,王抟沙无法赶回,就联合在上海的河南人致电河南巡抚抵制福公司。接着,王抟沙又致函北京同乡会,希望北京的河南籍士绅学子及官员能够响应。随后,河南籍在京官员纷纷上书,反对福公司就地销煤,河南籍的绅商内呼外应,使河南各界人民反对福公司的斗争形成了相当规模。
但由于英国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极力为福公司开脱。袁世凯电令河南都督张镇芳、民政厅长张凤台:“福公司在河南采矿早经定有合同,理应遵守。纵合同内有丧失权利之处,亦可彼此商量修改,岂能全不承认?”
袁世凯的这种态度激起了河南士绅阶层的愤怒。当时河南民族资本为了应对福公司的挤压,将本地小煤矿整合起来,成立了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州、豫泰、明德。但福公司持有合同,对三家公司百般排挤,其修筑的铁路甚至拒绝为这三家公司运煤。
在这个时候,王抟沙挺身而出。由于创办中国公学,他在国内已经名声大噪。他联络了许沅和胡汝麟两位知名士绅,以三家公司代表的身份,持河南政府的委任状赴京,四处呼吁,寻找对策。
面对来自河南老家的反对声音,袁世凯终于有所让步。1913年,外交部、英使馆代表、河南代表和福公司代表四方在外交部举行会谈,但由于英方的强硬态度,毫无结果。民国政府也跟着添乱,在商谈期间,不但扣发豫泰公司的矿照,连中州、明德两公司的续请矿照也不发给。由于福公司和三公司存煤滞销,除明德公司尚能勉强维持外,中州、豫泰二公司已有关停之势。
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局,王抟沙、胡汝麟不遗余力,对三公司“百般疏通,调停各方”,终于做通了三公司负责人的工作,1914年8月,三家公司达成多项协议,合并组成河南中原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原公司),选举胡汝麟为总经理,王抟沙为协理。中原公司的成立,是河南近代矿产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原公司共有寺河、桐树沟、老君庙三个矿区,面积达59平方公里,与福公司仅差1平方公里,股本由33万元扩充到300万元。从此,中原公司成为一个可与福公司抗衡的、国内规模较大的官商合办的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人民要求收回矿权的斗争让英国人终于意识到,如果想继续在河南这块土地上获益,必须改变帝国主义的做派。
1915年5月7日,河南代表和福公司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协定,宣布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合并,1898年所订立的矿务合同及1909年的《卖煤专条》均作废,这意味着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两个不平等条约终于被推翻了。6月1日,河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中总公司在焦作正式成立。公司资本为100万元,由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各出50万元;福公司推举费趋福为英方总经理,中原公司推举王抟沙为中方总经理。
福中公司的成立,虽然并没有把福公司撵出河南,而且后人对王抟沙等人在售煤比例、议事权、董事权等问题上对英国人让步过多有些微词,但应该看到,这毕竟是河南人第一次经过不懈努力夺回了矿权,在河南民族资本尚不发达、技术人才力量还不完备、风气未完全开化的现实下,这种以合资的方式夺回矿权,继续开发河南的煤矿资源,是最现实的方法。
复建河南的矿业学校
福公司进入河南矿区后,清政府明确要求福公司必须在当地开办一所矿业学堂。但英国人在花钱办学上吝啬得很。直到福公司进入河南11年后,即1909年3月,焦作路矿学堂才成立,首批招收的学生只有20人,不过这也是由外国公司提供经费在我国创办的第一所矿业大学,也是河南省建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学校。
到了1913年,福公司以“缺乏经费”为由,将焦作路矿学堂停办。
在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商讨合并之时,复建矿务学校的事宜,王抟沙和许沅、胡汝麟商讨过。
由于原路矿学堂的校址被新组建的福中总公司借用,经过王抟沙和胡汝麟的周旋,新成立的学校暂设在开封,租用了一些民房作为校舍,学校定名为福中矿务学校(今河南理工大学前身)。
可能是由于许沅在外交系统工作,将来行事方便需要,福中矿务学校成立时,归外交部河南交涉署直辖,由北京政府外交部河南交涉署通过河南巡按使管理,同时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农商部立案。
为了保障学校的经费,王抟沙等人特意将这一点写入了学校的《简章》:“常年经费银5000两由福公司担任之。如有不敷时,由福中总公司暨中原公司担任补助。”
王抟沙、许沅和胡汝麟为福中矿务学校的成立多方奔走,做出了卓越贡献。1915年6月5日,福中矿务学校在开封举行了开学典礼,福中总公司督办在训词中称:“特派河南交涉员许君秋帆(许沅字秋帆)热心提倡,煞费经营;福公司总董费趋福君、王抟沙君、中原公司胡石青君(胡汝麟字石青)和衷共济,协助进行;福中矿校得以克期成立,其裨益于矿学,有功于吾豫者,岂浅鲜哉!”
福中矿务学校成立后,王抟沙和胡汝麟领导的中原公司每年都向该校提供不菲的办学经费,从1916年的2000元,到1920年的17000元。除了正常的办学经费之外,l920年和1921年还各提供特别补助费5000元,有时还专拨设备费,从而保证了学校的运转和发展。
此后,虽然王抟沙在北京担任议员,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和支持福中矿务学校的发展。在他去世后,“其嗣君以巨款捐充焦作工学院基金,承先志也”。